“世界与基督”绘画艺术展

    2003年7月中旬至2005年的1月，“世界与基督”（Christ of the World）绘画艺术展在瑞典举行了为期18个月的巡回展出，此次展览包括来自9个地区的44幅有关表现耶稣基督的最新绘画作品。在瑞典展出的这些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绘画作品，其展览的主题说明了这次活动的主要意图，至少有两点是非常明确的，一是展出有关表现耶稣基督的绘画作品；二是展现不同地区基督教艺术的本土化绘画样式。举办这次展览活动也有两个明确的目的：一是让瑞典观众分享到世界其它一些地区绚丽多彩的基督教绘画艺术，表现基督宗教既非种族主义也非国家主义的而是作为一种普世宗教的精神信念；二是促进瑞典本土自身的基督教艺术创作，将更有利于人们领悟道成肉身的奥秘。

    另外，这个展览对教会自身的事工也是一次极好地说明，正像这次展览的英文说明书描述的那样：“每一教区在独立履行传信事工职责的同时亦是传承普世信仰构筑的社团精神，共同认信的精神原则可以帮助我们深化相互之间对耶稣基督的进一步的认识”。艺术通常担负着最为有效地形象化寓意，借助艺术的活动，有利于推动人们的精神活动和沟通，从而促进共融合作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早在1938年，丹尼尔·约翰森·弗莱明博士在美国第一次以出版物的形式，收录了66幅绘画作品，集中介绍了同一时期的亚洲、非洲及其他一些地区的本土化基督教绘画和雕塑艺术，他在书中的导言中写道：“我们渴望发扬基督教信仰的普遍情怀，我们不能亲自走访我们的基督教社团世界每一个不同的地区；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艺术扩展我们的意象，并增强我们精神的包容性，这样，我们可以没有争持地，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的艺术表现，在真诚的欣赏中经历”。1）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此次瑞典以绘画作品实物展出的形式介绍欧洲以外地区的基督教艺术，并在本地巡回展出，也是尚无先例。

    西方社会政教分离的生存现实，意味着现代社会的生存形式不是以政治的权力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而是以人们日常的权益影响生活的政治，这也是现代的社会国家与农业生活时期封建的国家社会根本的区别之一。所以，基督宗教以万民传守这一特有的方式，慢慢植入人们现实的生活之中，既有自身成长的磨难也有深化生活其中的磨难，一代一代，时时影响着人们民主意识的生活观念。在万民中传守，也体现了自由的信仰本质，也从根本上区别于民族宗教和国家主义，抵制任何民族势力和国家霸权的扩张，希望各个民族和国家依靠自身的条件和自然的环境自由的成长。

    自耶稣基督降临于世，福传的足音已经遍布世界各地。融合于创造的精神，互相尊重和相互了解也在保障自身的塑造和发展，这也是今天人们普遍的认识。基督宗教的信仰植入福传地区，一直是一项重要的课题，18世纪末，特别是19世纪初期，以适应当地的习俗和习惯，推动本土化的发展成为即时可行的策略，具体也反映到了中国的艺术领域，正如西方的艺术进程一样，首先在建筑，其次在绘画方面，影响着人们固守的观念。然而，人人都清楚，创造的精神信念不是表面的融合，更在于内在的植入，旨在推动创造性的本土化艺术，不是宣扬本土化的特色性。实际上亦相当于，推动现代社会意识的国情特色，抵制形形色色的国家主义。普世的精神信仰属于全世界，不是属于某一地区或是某一民族，普世的现实意义在于，既帮助人们走出自身的局限和封闭，也帮助人们维护自身的塑造和发展，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普世的精神原则，或是会阻碍对外来的吸收，或是本身的传统会被侵没。这恰恰是人们今天所不愿看到的局面，自身、自然、自由，面临严重的伤害。

    自然的生存形成自身的精神标准，自身的精神标准制约着人们自然的生存和自由的交往；创造的精神形成自由的生活标准，自由的生活标准影响着人们自身的生存和自然的交往。创造的启示引领人们走出自然的混沌，人类不是生活在自然生存的精神理想之中，更是生活在创造精神的自由理性之中。世界是人类共同生活的家园，其本土化的内在意义在于抵制人们再把一种生存方式和一种艺术类型作为自身的精神标准和精神理想，体现现代理性社会自身生存机制的塑造和发展。

    这次瑞典的展览挑选了6位中国画家的11幅作品，他们分别是来自上海的于加德（国画）；东阳的张万隆（木雕）；贵阳的钱筑生（版画）；洛阳的张书良（油画）；南京的范朴（剪纸）和袁观（彩墨）。钱筑生和张书良的作品比较注重现代美学原理的艺术语言表现。张书良两幅圆形构图的油画作品，其中一幅尝试着中国水墨画的程式和用笔，山石树木围拢一间木构篷屋，彩色也是选择以棕色为基调强弱过渡的处理方法，中部微亮的色彩变化用以烘托人物的活动，并且绘有中国画式的落款和印章；另一幅则吸收了中国界画的表现手法，也是棕色基调，环形分部的中国石绿颜色点缀出中国式园林活泼的气氛，大屋檐下整整齐齐地立着一排中式马褂装束的人物，即便是最后的晚餐也是表现的规规矩矩。钱筑生相对简洁的手笔却是综合了多种文化的形式因素，人物环境特点较为中性，艺术的语言更为直接，既适宜东方也相宜西方。这些作品凝聚着两位画家职业生涯的体验。

    瑞典的mission杂志对这次展览做了专期报导，并对张万隆的作品做了专页的介绍。东阳拥有中国木雕之乡的美誉，东阳木雕属于我国四大名雕之一。张万隆先生继承了传统浮雕的工艺特点，整体的布局之中也可以见出北方石窟造像的雕痕，相对复杂的做工吸引着观赏者的目光。耶稣坐在山体之间向众民布道，不同阶层和心持不同信条的人们，不分男女老幼聚在他的周围，学者放下了自尊的架子，劳苦的人放下了肩上的重担。一担柴薪及周边的树木、动物，道具，一一做了具体的交待，中国艺术传统中其实不乏叙事的表现功能。张万隆作品中的人物都是古人的装扮，袁观的作品却是充满浓厚的现实的色彩，在她的作品中吸收了现代派的用心，更加夸张了中国民间色彩的浓艳，至艳至俗，实实在在被视为本土化的心态和心情。《圣家族》就像是生活在北方乡村的一户农家，仅仅是画面上方的稚笔勾描的北极星透出了一息超凡的灵光；另一幅作品《迦拿婚筵》突出表现了一对憨态可掬的新人，简笔勾勒了指水为酒的背景，伴随着圣灵的出席，大红的门笺之后是新生活的开始，喜气洋洋，欣欣向荣。两幅作品中的道具，特别是动物，不是写于实物，而是直接取于民间玩具的艺术造型，招人喜爱。出于本土化和现实的场景，袁观的这两幅作品在中国画家中最受观众的喜爱，其作品被瑞典主办机构收藏，并筹划为她举办个人展览。

    这次画展中其他的作者分别来自亚洲的印度、印尼、菲律宾、泰国、巴勒斯坦；南美的尼加拉瓜；非洲的坦桑尼亚和埃塞俄比亚，这些作品中除了一幅水彩外，其余的都是油画（包括一幅在油画作品上略为添加了现成物，勉强可以称为综合材料）。或许非洲的艺术更好地体现在雕刻和综合表现的形式上，参展的6幅油画作品，其地域特色和个人的特点都不明显；南美的作品比较少，仅展示了一个国家的两幅作品，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地征集。

    巴勒斯坦画家戴维克（T.Dweik）的作品《最后的晚餐》，厚貌深情的画面效果像一块古老的化石；安东尼奥（J.l.Andonio）的作品《荣入圣城》，延伸了阿拉伯人的画风。印度画家阿风所（Alphonso）、泰国画家夏维（S.Chinnawong）、印尼画家索卡亚（K.W.Sukayasa）的作品分别以面相、风情、地貌侧重点的不同，形成了微妙的地域差异和明显的个人风格，另外一位印尼画家拉萨尔（K.Lasia）的作品《客西马尼山园》与绝大多数亚洲画家一样，注重勒线的运用，含带有自然主义的表现手法，描写热带密林的繁荣，细微入深。

    此次展览在瑞典一些主要教区的教堂和博物馆做巡回展出之时，承办方向观众和学生组织了讲解，举办了神学、艺术的讲座和教会社团的演出，并备有一些绘画制作的实物材料，供参观的人们亲历创作的过程，同时也邀请来访者写下他们的感想，或者展献他们自己的艺术作品。一位厄勒布鲁市的市民这样描述参观展览后的感受：市立博物馆漂亮的八角形展厅里历时几周的展览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发自内心的对信仰不同的述言方式，相互丰富生活的想象力和对生命的认识。尽管每个人出自各在的传统，但是，没有人视他们自己代表着传统，只是普通民众之间平和的日常对话，既亲切又新鲜。观众的留言朴素、中肯，善于以社会普遍的角度看待艺术的问题，反映了习以为常的平和的心态和生活心理。

    现代生活应该体现为社会之间的交往和交流，这也直接反映了社会的生存体制，并不由国家包养，或是由国家垄断，然后，被养成的一种习惯，时时处处感觉是要代表着国家、代表民族、代表传统，为了彰显国家主义或是屈于国家主义，既作假也不公平，况且，不是出于国家名义的任何个人或是群体国际间的活动，国家更是自然流露出一种不负责的态度，即所谓的名不正言不顺。耶稣基督的降临为个人正名，为社会正名，形成民主的社会意识，培养公民的社会风气，个人和民族在国际间的相互尊重，取决于社会的真实不真实。

    香港道风山基督教丛林的蔡德昌先生长期以来致力于同项事工，在斯德哥尔摩参观了展览之后，认为每一地区教会事工开展的如何是至关重要的，此次展览的筹办得到了各地教会的支持，有了事先的联系和落实，很大程度上方便了具体承办人对作品的挑选和认购，展览经过了精心的准备，一个较长的展期也容易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也在提醒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时时传守着创造的精神。

    展览策划人，也是具体的承办人，马兹（Mats Hermansson）是一位职业牧师，现年47岁，他先是在厄勒布鲁市尼可莱教区工作，现任乌普萨拉市瑞典国家教会机构担任策划顾问，在国际事务部负责与世界各地教会间的联系。马兹也是一位艺术爱好者，利用业余的时间画画，绘画对他来说是一种娱乐。瑞典的许多教堂收存有他的作品。

    马兹把自己的作品视为利用再生原理的最好定义，他总是选择废旧的军用帆布作为绘画的媒介。这些废旧帆布的做工很精细，加上残破和补缀的质痕与人一种沧桑的美感，或许，这种美感就在于风雨侵蚀的质痕清晰地记录了它们的历史，就像人类自身的经历一样。马兹在这些旧帆布上作画，认为同时也是在表示旧弃之物含有一定的价值，示以一种谦卑的方式服务于社会和后世。

    马兹的绘画来自圣像画的灵感，他这样解释自己的作品：“尽管我一直沉迷于圣像画，但是，我并不是在绘制圣像画，我意不在此，我无心取得圣像画画家的地位。东方教会丰富的圣像画传统给了我创作的灵感，我在作品中吸收了古典圣像画的成份，然后重新拼合、制作。我这儿借用一点，那儿吸收一些，移换位置，局部润色，我的意图在于以简洁朴素的方式创作美好的康复和抚慰众人的综合效果”。
马兹平时还乐意于描绘圣像画中手部的特写，圣像画中施以同情、祝福、关怀的手，象征着人类永远的心情，寄寓我们的双手为了人类的团结，而努力争取。

注释：
1、DANIEL JOHNSON FLEMING: EACH WITH HIS OWN BRUSH CONTEMPORARY CHRISTIAN ART IN ASIA AND AFRICA, FRIENDSHIP PRESS NEW YORK, Fifth Printing January 1946, P2.

王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