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绘画艺术"中国化"的探索之路--评于加德先生的基督教绘画

    十分有幸的是，这次在“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进行学术访问期间，得以认识著名画家于加德先生。我和于先生是六十多岁的同龄人，于先生祖籍山东，而我在山东生活了四十五年；于先生现在定居上海，而我的中学时代则是在上海度过的。这的确是一种难得的缘分。这次于先生专程由上海来香港参加基督教文化节，他有多幅作品参加了本次文化节的画展，并在文化节上做了十分精彩的有关基督教艺术创作经验的讲座。于先生向我赠送了他的两本个人画册和此次文化节参展作品的宣传册。看了于先生的作品之后，我深刻地感受到，近20年来，于加德先生以自己深厚的中国书画修养功底，加上勤奋努力，特别是十分难得的、不畏艰难的探索精神，在基督教绘画艺术“中国化”的道路上以自己的实绩迈出了十分可贵的步伐，从某种意义上说带有填补空白的性质。于加德先生在此次文化节的讲演中指出，“目前全球强手林立，半个多世纪来各国画家进行圣经题材创作者不乏其人。据我见到的一小部分作品，其形式囊括所有画种，其内容既有圣经故事描绘，又有抒发寓意之作，水平都是专业规格之上，有些作品技巧甚至超过达芬奇以来圣画大师们。我们怎么办？从总体上讲我们也有优势——‘中国样’”。于先生在这里既看到了我们的差距，又指出了今后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是他以最通俗的语言所表述的“中国样”。也就是以中国民族的绘画形式来创作基督教绘画艺术，走“中国化”之路。这实际上是十分艰难的。基督教绘画艺术生长在西方文化土壤之上，同其所要表达的基督教文化内涵之间，必然同根同源，鱼水相谐。而生长在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之上的中国画则同基督教文化不同其源。因而，两者能否相融却是有待探索之难题。但于加德先生抓住基督教文化高度抽象的精神与中国画的强烈的表现性这两个特点之间的共同之处，大胆运用中国画特有的民族形式，勇于创新，开拓出既具有鲜明特色，又具有某种个人风格的基督教绘画艺术创作之路。得到教会内外广大绘画爱好者的充分肯定。于先生本人也成为中国当代颇具影响的以《圣经》为题材的画家。

    当代著名现象学美学家杜夫海纳指出，“形式是作品的灵魂”。①这实在是对长期以来艺术领域形式与内容二元对立之理论的有力冲击，恢复了“美学”作为“感性学”（Aesthetic）的应有地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形式的变革才是艺术的根本变革，艺术形式的创新才是艺术之根本的创新。于加德先生充分运用了基督教文化之高度抽象精神性与中国画强烈的表现性两者之间的契合点，从而创造了全新的中国画基督教艺术。也就是运用中国画线条、构图之抽象性，蕴含基督教文化所特具的具有普世色彩的宗教精神。于先生在中国画形式的运用上应该讲是多方位的，经过了反复的尝试与探索，终于取得初步成功。他所创作的《耶稣与门徒》既是一幅被广泛认同的基督教绘画杰作，又可称作中国水墨画精品。于先生在这幅画中充分运用中国水墨工笔画之技巧，以熟练的线条生动地勾勒出耶稣及其十三位门徒。可谓形象各异，栩栩如生。当然，重点刻画的是耶稣。在线条上运用中国庙堂与石窟雕塑中人物塑造之技巧，身体与衣袖均具传统古风清秀之格调。更为重要的是，这幅画以中国传统水墨将耶稣率其门徒救赎人类的普世之爱表现无遗。而其人物造型则取东方面孔与西方须发结合，这既有别于西画中之耶稣，又有别于中画中孔子、老子等东方圣人。当然，我们还在于先生此画及其它画作的形象塑造中看到明显的我国维吾尔族同胞的典型形象，他们同中东阿拉伯世界形象习俗非常接近。这一兼具东西的造型倒十分契合中国画基督教艺术之特点，也恰恰同于先生在新疆工作生活多年、一直以少数民族风情为创作题材这一得天独厚之条件有关。同时也形成了于加德先生中国画基督教艺术的明显的个人风格。于先生还以中国民间传统的剪纸艺术的形式来创作基督教艺术。众所周知，我国传统剪纸艺术是一种民间装饰性的艺术，更是以粗犷的线条、简洁而概括的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具有更强的抽象表现性。采取这种形式来创作基督教艺术一方面可更好地发挥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特色，同时更能以喜闻乐见的形式为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所接受。例如，于加德先生93年结集出版的剪纸画册《耶稣生平》，就是颇具特色的剪纸艺术。40多幅作品均具特色。特别是其主题画《耶稣生平》以简洁的手法描绘耶稣出生于普通之家，父母均为慈善的普通平民之情景。画面以摇篮中的耶稣为中心，再突出其父母，辅之以普通的农家器具，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与装饰性。而其母所穿印有东方花饰之衣袖衬托其东方色彩，而其父之络腮胡须又有其西方韵味。而他们的明显的维吾尔特色又正是于先生创作艺术特色之所在。后来，在这个剪纸艺术的基础上，于先生又将其发展为一幅彩墨画《圣诞》，上述东西方结合之色彩愈加明显，而剪纸艺术的简洁性与装饰性仍然保留，异彩纷呈。可以这样说，这样的艺术探索在我国绘画史上，乃至整个基督教绘画史上都是从未有过的。的确，这种剪纸艺术真是纯粹民间的土的不能再土的中国传统艺术，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样”。但是更重要的，于加德先生在运用剪纸艺术时不是简单的形式搬移，或所谓“旧瓶装新酒”。而是将剪纸艺术的简洁性与基督教文化的抽象性高度的结合，而使之在剪纸艺术《耶稣降生》之中渗透着超凡脱俗神圣之味。于先生将之称为“Sacred”味。这也许就是贝尔所称的“有意味的形式”吧！于加德先生的基督教绘画艺术所使用的是中国传统水墨画，但又吸收了西画的某些技法。诸如西画的素描、构图、着色等等手法。但总体上又将这些手法揉进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技法之中，而不嫌生硬。这种以中为主，中西结合的技法增强了表现基督教文化内涵的力度。例如，收入“道风山基督教丛林”所出《创世纪——中国作品》一书中的于加德先生的彩墨画《园中祷告》，就在中画工笔的基础上，吸收了西画的素描、层次、光线、色彩对比等等技巧，突出了虔诚祷告，代人受苦的题旨。

    基督教艺术之重要特点是渗透着基督教文化的神圣性，流露出特有的超越之美与悲壮之美，从而给人的灵魂以启迪与震撼。许多西方著名画家都以《圣经》之中创世、苦难、救赎的题材，创作出惊心动魄、震撼人心之作。正如瑞士神学美学家巴尔塔萨所说：“真、善、美乃在之极为超验的本质，它们只能在相互交织中才能被把握”。②这里所谓“在”即基督的普世之慈爱、救赎之行为与终极关怀之情怀，这是一种超越物欲、肉体、现实之存在者的超越之美，精神之美与悲壮之美。于加德先生的中国画基督教艺术就渗透着这种超验的精神之美与悲壮之美，因而使其成为正宗的中国式的基督教艺术。在其被众多方家所称道的力作《最后的晚餐》中得到充分证明。因为《最后的晚餐》已有达芬奇等十几位大师创作在前，均为传世之名作，在人们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说明这又确是表现基督教文化救赎内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题材。可以说，如果进行艺术探索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课题：中国画能不能在这一题材上创作出富有特色的作品？于加德先生在许多前辈和友人的支持下，终于鼓起勇气创作，“画出与他们不同的面貌，发挥自己的独创，表达自己的理解，特别是中国式的水墨和以线条造型”。他的创作终于取得了成功，作品被广泛接受与称赞。这是一幅气势恢弘的画作，色彩以水墨为主，适当着色，技法为中国传统的水墨画法，但构图复杂，人物表情各异。生动呈现了耶稣受害前同十二个门徒之间的最后一顿晚餐。耶稣早已预知自己的被出卖及受害，但他宁愿以自己的死去为人类赎罪。因此，他镇静地对其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太26：21）画面就表现耶稣说这话时的瞬间情景。耶稣为救赎人类大义凛然，视死如归，门徒则惊讶不已，或想或听，十分震惊。而唯有叛徒犹大心怀鬼胎，目光游移，不敢正视。图画仍用中人西须，并基本上是于先生所熟悉的维族人的面貌、服饰、器皿特征。整幅画被一种耶稣救赎人类之超越之美、悲壮之美的笼罩。因而，这幅中国式的《最后的晚餐》之救赎的题旨同达芬奇等的《最后的晚餐》同样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并结合到当代人类所蒙受的战争与生态等等新的灾难而具有更新的意义与内涵。“爱人如己”是基督教文化之重要内涵，也是其艺术所表现的永恒主题。于先生不仅画了“和平的君”、“好牧人”等直抒耶稣之爱的题材。而且，于先生还以其生动的笔触表现了耶稣的救世，对儿童的爱，对弱者的慈等等。特别表现了耶稣为门徒洗脚，治好瘫痪病人，使垂死的人复活……等等。这种普世之爱是基督教文化的重要内涵，是其超越美之表现，尽管带有浓烈的理想色彩，但在战争灾难不断，贫富极差加大的今天，弘扬这种普世之爱还是有其现实意义的。于加德先生大量选取这样的题材，应该说同他长期生活于基层，体味到众多人类苦难有关。

    于加德先生以其20年的艰苦探索取得如此丰厚的创作实绩，可以说他开创了一个新的画种——中国基督教绘画。我这们说，没有过誉之辞，因为艺术不是凭言说，而是凭成果的。于加德先生的创作成果摆在那里。当然，这只是一种起步，一种开始。于加德先生是十分谦虚的，他对自己的成绩十分冷静，认为至今仍然没有“拿出有功夫有份量之作”，没有“取得象中央民族管弦乐队在维也纳的成功”。他的理想是，“顾闳中的《韩熙载夜晏图》是盛唐以来中国传统人物画之辉煌代表。依其样式画耶稣生平事迹，必能走向世界”。我相信以于先生的功力、勤备、成绩与虚心，一定会取得成功，达到目标。但我最后想给于先生进一言的是：将你的“中国圣画”同现实生活结合的再密切一些！

注释：
1、 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现象学》第177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
2、 巴尔塔萨《神学美学导论》第247页，三联书店（香港），1998。

曾繁仁